桐是一个中年农民。因为不甘心在家里受穷，也加入了进城打工的大军。因为没有一技之长，只能干些体力活，帮人做豆腐，每月只有五六百元工资。工作之余，桐偶然认识了一个老乡，一个名叫慧的女人。因为身在外地，一个孤男，一个寡女，桐想同慧好。为了讨好慧，桐把他仅有的两个月工资都给了慧。往来几次后，慧发现桐没有钱，就不想继续和桐保持关系。桐碰壁后，越想越气愤，觉得慧是个骗子，把他的钱骗到手后就不理他了。两天后，桐就抡了一个大铁锤，去找慧要个说法。

慧一个人租住在一个破败的院子里，桐赶到后，还没等进院子，就发现不对劲。原来，慧的母亲来了。因为有其他人在，桐不敢进去，就躲在院子门口的一间破屋里。过了一会，慧的手机响了，慧一边接电话，一边走出院子。走到院子门口，慧发现了躲在破屋里的桐，见桐手中抡着大铁锤，于是大喊：“杀人了！出人命啦！”听到女儿叫喊，慧的母亲从屋里跑了出来。桐见势不妙，拔腿想跑。可是，来不及了！慧和母亲一个抱腿，一个抱腰，死活不让桐走，并且嘴里还在不停大声呼救。为了脱身，情急之下，桐抡起大铁锤，向母女二人砸去。几锤之下，慧母女二人倒在血泊之中。

见母女二人倒地，桐顺手撸下慧身上的项链、戒子，捡起手机，夺路而逃。经抢救，慧保住了性命，但是，慧的母亲却因伤势过重，再也没有醒过来……

检察机关以抢劫罪将桐起诉至中级人民法院。

因为家境贫穷，请不起律师，法官依法为桐指定我们作为其辩护律师。我们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指定。我们查阅了案卷之后，去看守所会见了桐。

在看守所，桐跟我们谈了整个案件的发生经过，特别是案发的动机和目的。对于桐所陈述的案发动机和目的，案卷中没有任何记载。如桐所述属实，我们认为，从他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看，桐所涉嫌的就不应是抢劫犯罪，而是故意伤害犯罪。

于是我们问他，为什么此前没有把案件发生的前因和动机向办案机关作供述？桐的回答出奇的冷静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，说不说都一样。我们顿时感到，作为辩护律师，我们肩负的责任和重担！我们告诉桐两点：一、无论案件的最终结果如何，无论是死是活，都应该实事求是，还原案件的真实面目；二、如果你没有如实供述案情，结果也许是 “死”，而如实供述案情，你大有“生”的希望。听了我们的开导，桐答应在开庭时如实供述案情。

但是，仅有桐自己的供述是不够的。于是，我们继续向桐了解案情，问他是否有其他知情人，了解案情或知道他与慧的关系？桐说只有一位在里弄口买早点的中年妇女，因为租住在慧的隔壁，也许清楚他与慧的关系。我们按桐提供的地点去找这位中年妇女，然而，不论是租住地还是摊点，都已找不到这位中年妇女，她已经搬走了。我们并不死心。几经周折，在另外一个街区，我们终于找到这位仍在经营早点的中年妇女。然而，她说只是认识桐和慧，对于她们的特殊关系，她并不知情。

虽然找不到证据，但是，从整个犯罪过程分析，我们认为，指控桐犯抢劫罪的罪名仍然是存疑的。

开庭的日子到了，然而，桐再次流露出绝望的心态。在当庭供述以及回答公诉人提问时，桐均未将其犯罪动机以及案发过程作如实供述。

轮到辩护人提问时，我便问：“为什么不如实陈述案情？”

他说：“反正都是死，说不说无所谓！”

我震怒，当即斥责道：“你到底是求生还是求死？”

“求生。”于是，整个法庭都静静地，听完桐的供述。

我们为桐作了罪轻辩护。我们认为，1、虽然缺乏相应的证据，但从案发现场的状况看，桐所供述的犯罪动机及过程与案发现场状况是相吻合的，桐的供述是可信的。如是，指控桐的抢劫犯罪就不能成立。桐的行为即便构成犯罪，那也只能是触犯其他罪名构成其他犯罪（如故意伤害罪等）。2、从桐的犯罪动机及案发过程看，桐的犯罪是临时起意，是情急之下的犯罪，而不是蓄谋犯罪，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。3、作为受害人的慧对案件的发生是有过错的。慧对案件的发生，对其母亲的死亡及自己的受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。如是，应相对减轻桐的责任。基于上述理由，我们认为，本案虽造成严重后果，但桐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，对桐并不是非杀不可，由此，要求对桐从轻处罚，给其留下一条生路。

然而，由于缺乏足够的有利证据，一审法院还是对桐作出了死刑判决。

案件上诉到省高院。在二审中，省高院在省城继续为桐指定了新的辩护律师。二审辩护律师继续为桐作了最轻辩护，但是，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。

然而，其时死刑复核程序已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。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本案进行复核后，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为由，将本案发回省高院重审。桐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。

省高院在重审后，将桐的死刑判决改判为死缓。桐的性命最终得以保全。